四百三十八章 静夜思(求月票!)
别的地方官远离庙堂,看到这封邸报大概要迷惑不已。但李太守在内阁的要紧位置上坐过半年分票中书,并亲身经历了两代阁臣交接,与很多关键人物有过比较近距离的接触,所以对宫廷内情远比一般地方官要了解得多。
在邸报上看到,慈圣皇太后居然反文官反人类的重设司礼监,站在文官立场上,本该表示愤怒的李佑不知为何感到很好笑。
她老人家曾经的理想可是“女中尧舜”和青史留名哪,把文官视为洪水猛兽的司礼监重新开张起来,这是彻底觉悟了么?
源头大概是起源于一年前那场决定首辅次辅的大朝议罢。在李中书的挑拨之下,全体文官曾经有意无意的暂时疏离慈圣宫,包括之前的太后盟友☆后局面完全失控,这让钱太后悲愤的当廷落泪,被视为背叛的李大人便成了出气筒。
李佑拿着邸报暗暗揣测,重设司礼监,抬举勋贵地位,既为的是制衡文官,也称得上是慈圣宫将怨气发泄出来的体现啊,就和把他贬斥到地方泄愤一样。
大概从那次大朝议之后,她老人家终于意识到,“女中尧舜”就是镜花水月。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所以不再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捧杀了。
是的,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捧杀。文官捧谁当“尧舜”,谁就要照着“尧舜”的标准去做,至于标准是谁定的,自然还是文官和读书人。
而且,钱太后也许还抱有“最后疯狂”的心态。她左右是快交班了,也就不用管后事如何,先做下了再说。再差她也是供奉在深宫的皇太后,谁又能动她半分?
揣摩完钱太后的心态,李佑又重新阅览了一遍邸报,细看“司礼监”和“勋贵”这两条消息,发现措辞语气大有不同。
重设司礼监,用的是确定性语气。不容置疑的既成事实式语气;而抬举勋贵入廷议,则是酝酿未定的语气。
想了想♀两者比较起来,难度果然是有区别的。司礼监的名声在文官心中虽然比勋贵更恶劣,但重设司礼监却相对要简单的多。
大小太监都是皇家家奴,内监衙门的设置调配都是皇家自己的事。司礼监再特殊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。
对自家的家奴,皇帝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,从理论上与外朝没有关系≥观大明历史,皇帝整治内监比整治文官要简单轻松的多,往往就是一句话的事情。全看舍得舍不得。
慈圣皇太后觉得亲批奏本太累,想在宫廷中重设司礼监作为助手,以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♀就像平常人家聘个写文书的西席先生一样,外人谁管得着?
虽然这个写字西席可能会利用机会延伸出无数权力,但除了讲空洞道理♀朝文官从法理上没有阻止重设司礼监的理由和方法,又不可能公然闯进皇宫围堵司礼监。
与重设司礼监不同,选出若干勋贵成为廷议的正式成员。那就是另一种状况了。
要知道≡从朝会成了礼仪性的摆设后,大明朝廷的议事制度主要有三种,朝议、廷议、部议。
其中在君臣相隔的传统中,只有重臣参加的廷议是最重要的一种议事。是外朝政治的核心。而廷议结果要奏请天子定夺,天子不同意只能再次下发廷议。直到双方达成共识为止。
真正的廷议,参加人员范围无论大小,只在内阁、六部、科道里打转,不包括勋贵。但从景和朝以来,慈圣太后召开的朝议,包括李佑参加过的那些次,其实都是廷议的变种。
因为钱太后毕竟不是皇帝,有很多微妙之处,需要亲临现场№一方面,钱太后要塑造“女中尧舜”形象,所以常常很勤奋的亲自参加议事,但又不主导议论。
结果把大臣自主的廷议变成了名为朝议、本质还是廷议的模式,区别只是议论结果由会后上奏天子,变成当廷奏请秉政太后而已。公卿勋贵虽然因为有朝议的幌子常常得以列席,但仍旧没有发言权。
别的时代情况不一,而景和朝的廷议完全由文官垄断把持,不容外人染指的※里面安插勋贵,将勋贵参加廷议变成定制,等于是派人侵入文官的大本营,比重设司礼监难上无数倍。
思考到这里,李佑算是将这次大变局的条理梳出来了——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手堪称是一内一外,用司礼监钳制内阁的决策权,用勋贵干扰外朝的议政权,从而要达到加强皇权目的。
又想起归德长公主和天子,李佑认为这两位应该知情的,甚至与太后达成了默契,有合力为之的嫌疑。
归德长公主身边最得用太监是吴广恩吴公公,这次居然没有跟着主人南下,而是留在了京师,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
毕竟重设司礼监和抬高勋贵对天子没有坏处。新嫩天子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文官集团,没有助力就是孤掌难鸣,并非人人都是世宗皇帝那样的斗争高手。
甲申之后,有一批新兴勋贵。但近三四十年天下承平,偃武修文之下历史又进入了新的轮回。还发生了因惨遭忽悠而废除司礼监和东厂这种事,对于皇家而言无异于自废武功。从而导致文官渐渐坐大,天子垂拱而治就是文官的政治口号。
若重设司礼监负责批红,任用勋卿参与议政,起码可以稍稍制衡事实上已经独大的文官,让宝座上的天子稍微透几口气,不至于被动的变成孤家寡人或者尧舜之君。
太后面临交还大政的时候,不可能突发奇想、心血来潮便要改变朝局。不然乱了几个月,等天子亲政后又变回去,那不纯属搞笑吗。
所以李佑敢断定,归德长公主绝对是这些事情的积极推动者,还有可能是参与者。而在这个时间,天子南巡离开京城,太后或者说趁着天子不在京城时发动变局,也有很多深意。
一是既然太后有积极性,那就没必要母子齐上阵。让天子避开纷争,保持超然位置,关键时刻可以作为缓冲。若太后变局失败,则不影响天子回京后亲政。
二是将天子亲近的班底带出京师,免得成为激烈交锋中的牺牲品。如果京师空出了合适位置,还随时可以用这些人补上。
想得越多,李佑越感到山雨欲来之势,收起了一开始的轻浮心情。预谋的变局如此之大,要从根本上改变近一二十年来朝廷权力格局,很可能随之要有大动荡了。
依照国朝的传统,如果大朝争僵持不下,就难免会旷日持久,几年都不算什么。
李佑回忆起史上几次著名的朝争,比如世宗朝的大礼议、神宗朝的国本之争,都是战了一二十年才尘埃落定的。那才是真正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,上演了无数阴谋与诡计、忠诚与背叛、悲欢与离合。
相比之下,前一两年的首辅之争,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,最大的牺牲者也仅仅是一个个六品渣中书被贬斥到地方。
难道应了静极生动之语,基本太平了十几年的朝局还是要乱一乱?李佑甚至还冒出个怪异念头,自己在内阁办事时的观察来看,近十年的稳定朝局,简直是非常态的大明朝,正常情况下的大明朝局,怎么能是这样一潭死水的。
李佑不由得扪心自问,如果出现了大朝争,自己该怎么办?
上辈子翻看史书,常常挥斥方遒指点江山,这个做法是对的,那个做法是错的。但如今自己亲身处在这个环境中,却看不清怎么做是对的,怎么做是错的。
从功利角度去说,谁都知道应该站在胜利者一边,但天知道这次最后谁胜谁负,或者干脆就没有胜利者。
若从道义角度去说,他的立场又在哪里?靠着文官发家,走的文官晋升路线,基本被朝野当文官看待。但同时又与长公主有一腿,还挂着世袭三品的勋位。
所以可供做出的选择太多了,哪边都能靠上。甚至只要敢下狠心自行了断,司礼监的金交椅估计都可以占上一个。
按说他该选文官路线不动摇,但是皇帝是永远不会被打倒的…表现太积极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发配到云南贵州,顺便青史留名了。
这便是李大人绞尽脑汁全面发展,费尽心机脚踩多只船的坏处了,不然也不至于在此犹豫。
不知道归德长公主今夜对自己提起的那个位置,会不会与本次朝争牵扯到…
即便从大节角度去说,为了江山社稷国家民族,李佑也看不透究竟如何分配权力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。
功利、道义、大节,全都不能做出有效抉择,想至此,李大人便自嘲几句,他是不是将自己看得太高了?
不过是正五品官员而已,在整个大局中无足轻重,有那么多公卿重臣在前,哪里轮得到自己去表现什么?他又能决定什么?谁又会来关注自己?
还是一边看着风向,一边低调的做好自己差事,闷声发大财罢。再不济,也有丹书铁券薄身家。
李大人又想道,也许是自己过于忧国忧民,想的太多了,形势很可能没有如此恶劣,自己的想象力太丰富而已。(未完待续。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,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、月票,您的支持,就是我最大的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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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邸报上看到,慈圣皇太后居然反文官反人类的重设司礼监,站在文官立场上,本该表示愤怒的李佑不知为何感到很好笑。
她老人家曾经的理想可是“女中尧舜”和青史留名哪,把文官视为洪水猛兽的司礼监重新开张起来,这是彻底觉悟了么?
源头大概是起源于一年前那场决定首辅次辅的大朝议罢。在李中书的挑拨之下,全体文官曾经有意无意的暂时疏离慈圣宫,包括之前的太后盟友☆后局面完全失控,这让钱太后悲愤的当廷落泪,被视为背叛的李大人便成了出气筒。
李佑拿着邸报暗暗揣测,重设司礼监,抬举勋贵地位,既为的是制衡文官,也称得上是慈圣宫将怨气发泄出来的体现啊,就和把他贬斥到地方泄愤一样。
大概从那次大朝议之后,她老人家终于意识到,“女中尧舜”就是镜花水月。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所以不再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捧杀了。
是的,从本质上说这就是捧杀。文官捧谁当“尧舜”,谁就要照着“尧舜”的标准去做,至于标准是谁定的,自然还是文官和读书人。
而且,钱太后也许还抱有“最后疯狂”的心态。她左右是快交班了,也就不用管后事如何,先做下了再说。再差她也是供奉在深宫的皇太后,谁又能动她半分?
揣摩完钱太后的心态,李佑又重新阅览了一遍邸报,细看“司礼监”和“勋贵”这两条消息,发现措辞语气大有不同。
重设司礼监,用的是确定性语气。不容置疑的既成事实式语气;而抬举勋贵入廷议,则是酝酿未定的语气。
想了想♀两者比较起来,难度果然是有区别的。司礼监的名声在文官心中虽然比勋贵更恶劣,但重设司礼监却相对要简单的多。
大小太监都是皇家家奴,内监衙门的设置调配都是皇家自己的事。司礼监再特殊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。
对自家的家奴,皇帝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,从理论上与外朝没有关系≥观大明历史,皇帝整治内监比整治文官要简单轻松的多,往往就是一句话的事情。全看舍得舍不得。
慈圣皇太后觉得亲批奏本太累,想在宫廷中重设司礼监作为助手,以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♀就像平常人家聘个写文书的西席先生一样,外人谁管得着?
虽然这个写字西席可能会利用机会延伸出无数权力,但除了讲空洞道理♀朝文官从法理上没有阻止重设司礼监的理由和方法,又不可能公然闯进皇宫围堵司礼监。
与重设司礼监不同,选出若干勋贵成为廷议的正式成员。那就是另一种状况了。
要知道≡从朝会成了礼仪性的摆设后,大明朝廷的议事制度主要有三种,朝议、廷议、部议。
其中在君臣相隔的传统中,只有重臣参加的廷议是最重要的一种议事。是外朝政治的核心。而廷议结果要奏请天子定夺,天子不同意只能再次下发廷议。直到双方达成共识为止。
真正的廷议,参加人员范围无论大小,只在内阁、六部、科道里打转,不包括勋贵。但从景和朝以来,慈圣太后召开的朝议,包括李佑参加过的那些次,其实都是廷议的变种。
因为钱太后毕竟不是皇帝,有很多微妙之处,需要亲临现场№一方面,钱太后要塑造“女中尧舜”形象,所以常常很勤奋的亲自参加议事,但又不主导议论。
结果把大臣自主的廷议变成了名为朝议、本质还是廷议的模式,区别只是议论结果由会后上奏天子,变成当廷奏请秉政太后而已。公卿勋贵虽然因为有朝议的幌子常常得以列席,但仍旧没有发言权。
别的时代情况不一,而景和朝的廷议完全由文官垄断把持,不容外人染指的※里面安插勋贵,将勋贵参加廷议变成定制,等于是派人侵入文官的大本营,比重设司礼监难上无数倍。
思考到这里,李佑算是将这次大变局的条理梳出来了——司礼监和勋贵这两手堪称是一内一外,用司礼监钳制内阁的决策权,用勋贵干扰外朝的议政权,从而要达到加强皇权目的。
又想起归德长公主和天子,李佑认为这两位应该知情的,甚至与太后达成了默契,有合力为之的嫌疑。
归德长公主身边最得用太监是吴广恩吴公公,这次居然没有跟着主人南下,而是留在了京师,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。
毕竟重设司礼监和抬高勋贵对天子没有坏处。新嫩天子面对庞大而复杂的文官集团,没有助力就是孤掌难鸣,并非人人都是世宗皇帝那样的斗争高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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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重设司礼监负责批红,任用勋卿参与议政,起码可以稍稍制衡事实上已经独大的文官,让宝座上的天子稍微透几口气,不至于被动的变成孤家寡人或者尧舜之君。
太后面临交还大政的时候,不可能突发奇想、心血来潮便要改变朝局。不然乱了几个月,等天子亲政后又变回去,那不纯属搞笑吗。
所以李佑敢断定,归德长公主绝对是这些事情的积极推动者,还有可能是参与者。而在这个时间,天子南巡离开京城,太后或者说趁着天子不在京城时发动变局,也有很多深意。
一是既然太后有积极性,那就没必要母子齐上阵。让天子避开纷争,保持超然位置,关键时刻可以作为缓冲。若太后变局失败,则不影响天子回京后亲政。
二是将天子亲近的班底带出京师,免得成为激烈交锋中的牺牲品。如果京师空出了合适位置,还随时可以用这些人补上。
想得越多,李佑越感到山雨欲来之势,收起了一开始的轻浮心情。预谋的变局如此之大,要从根本上改变近一二十年来朝廷权力格局,很可能随之要有大动荡了。
依照国朝的传统,如果大朝争僵持不下,就难免会旷日持久,几年都不算什么。
李佑回忆起史上几次著名的朝争,比如世宗朝的大礼议、神宗朝的国本之争,都是战了一二十年才尘埃落定的。那才是真正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,上演了无数阴谋与诡计、忠诚与背叛、悲欢与离合。
相比之下,前一两年的首辅之争,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,最大的牺牲者也仅仅是一个个六品渣中书被贬斥到地方。
难道应了静极生动之语,基本太平了十几年的朝局还是要乱一乱?李佑甚至还冒出个怪异念头,自己在内阁办事时的观察来看,近十年的稳定朝局,简直是非常态的大明朝,正常情况下的大明朝局,怎么能是这样一潭死水的。
李佑不由得扪心自问,如果出现了大朝争,自己该怎么办?
上辈子翻看史书,常常挥斥方遒指点江山,这个做法是对的,那个做法是错的。但如今自己亲身处在这个环境中,却看不清怎么做是对的,怎么做是错的。
从功利角度去说,谁都知道应该站在胜利者一边,但天知道这次最后谁胜谁负,或者干脆就没有胜利者。
若从道义角度去说,他的立场又在哪里?靠着文官发家,走的文官晋升路线,基本被朝野当文官看待。但同时又与长公主有一腿,还挂着世袭三品的勋位。
所以可供做出的选择太多了,哪边都能靠上。甚至只要敢下狠心自行了断,司礼监的金交椅估计都可以占上一个。
按说他该选文官路线不动摇,但是皇帝是永远不会被打倒的…表现太积极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发配到云南贵州,顺便青史留名了。
这便是李大人绞尽脑汁全面发展,费尽心机脚踩多只船的坏处了,不然也不至于在此犹豫。
不知道归德长公主今夜对自己提起的那个位置,会不会与本次朝争牵扯到…
即便从大节角度去说,为了江山社稷国家民族,李佑也看不透究竟如何分配权力才是真正的利国利民。
功利、道义、大节,全都不能做出有效抉择,想至此,李大人便自嘲几句,他是不是将自己看得太高了?
不过是正五品官员而已,在整个大局中无足轻重,有那么多公卿重臣在前,哪里轮得到自己去表现什么?他又能决定什么?谁又会来关注自己?
还是一边看着风向,一边低调的做好自己差事,闷声发大财罢。再不济,也有丹书铁券薄身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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